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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风光不再如何应对共同的难题0连接器组装

河北五金网 2022-06-27 19:18:35

全球化风光不再，如何应对共同的难题

G20会议已落下帷幕，面对高悬的全球经济危机，20国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尽管如此，G20还是传递出了不少信息，例如：全球化正在转向，世界经济形势正迈入逆全球化，而在西方国家纷纷面临换届选举的当下，未来更多了份不明朗。

一、G20反映了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

以往全球化往往由西方主导和大力推动，很多人甚至将全球化视为西方化，即西方文明把非西方文明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市场、供应链和价值观体系的过程。

但现在形势似乎颇有讽刺意味地倒转过来，新兴的经济大国，尤其是中国正在高举全球化大旗，而在西方，全球化——尤其是贸易和移民——造成的不安全感正在加剧民粹主义情绪，随之兴起了一股转向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潮流。

与此相对应的是全球经济新框架的形成，从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对抗G2到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G1，以及1944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主导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G7，在全球金融格局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也在不断发展。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更多的经济主体加入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框架G20，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G20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分布也更加均衡。

但与此同时，代表性增加的代价是效率的下降，G20成员国在发展水平、方式上的巨大差别使得各成员国的利益矛盾重重。G20采取寻求共识和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当成员国在重大议题出现分歧时，G20峰会更多的是领导人之间对共识的探讨，对各自诉求的理解，但缺乏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经济金融活动的实质性治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在全球多边经济治理体制举步维艰的同时，各种区域性的、诸边治理体系应运而生。这种区域化的诸边体系恰恰反应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区域化新特征。

二、全球化大潮转向不可避免

不可否认，全球化曾经带来过高速繁荣，但这种繁荣恐怕只是一次性的。

东方证券邵宇认为，全球化的成功可能不是那些所谓货币政策大师如格林斯潘之类的高超技艺，而是在亚洲沿海血汗工厂里默默辛勤劳作的农民工们。

而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核心通胀被全球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所压制。其实全球化的繁荣就是发达经济体居民和政府加杠杆扩张需求的过程，是新兴市场获得外来资本加产能完成原始积累和经济追赶的过程，这伴随着货币部门的流动性的洪水泛滥，这个过程一度十分甜蜜，现在一旦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就体现在全球化倒退和去杠杆过程的危机连锁以及以邻为壑的民粹崛起上。

他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有可能正在日益变成一个零和博弈。

中国的有产阶级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此外资本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少部分科技新贵和掌握核心资产的大资本，它们以更快速度进行积累。其快速积累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形成负利率和资产荒，负利率就是消灭过剩的资本。

在一端是负利率、流动性过剩和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而在另一端，就是低端消费不足，需求不是需要，需求必须得到购买力的支持，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和低端需求的全面减少，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利润下滑无法提供充分的投资回报，从而造成无资可投的所谓资产荒。

在古典环境下，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是通过牛奶倒入河流的去产能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去杠杆来实现的，而眼下一波又一波的QE正在阻止最终出清的实现，因此负利率和产能过剩可能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式的停滞、僵尸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都是大概率的选项，而天文量级的放水之后的最后总危机一定指向货币体系和全球化，时钟正在嘀嗒嘀嗒作响，负利率正是天启骑士团中的一员，其他的几位可能也正在陆续赶来(例如川普等)。

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三、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管理的改善，但这是最难的一点

似乎所有人都赞同全球化的未来取决于管理的改善，但这种改善究竟是否能够实现，答案则显得不太确定。

参与G20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都承认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惠及更多的人，“我们的很多公民对全球化的步伐感到沮丧，觉得他们没有体验到国际贸易的好处”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表示。“经济增长在过低水平徘徊了太久，受益面也太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峰会闭幕式上表示，“与会各方还决心更好地识别贸易的好处，以回应全球化遭遇的民粹主义反弹。”

考虑到现在欧洲大陆(极右政党获得更多认可)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获得支持)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担忧并不令人意外。但这种担忧大多局限于一些发达国家，而且各国所需的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

贸易、技术以及(某种程度上)移民的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挑战，但对此没有国际通用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化挑战必须从各国国内做起。

事实上，“贸易、技术、移民”与“不平等、民粹主义”这两组元素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关联，例如，在英国，移民与传统制造业空心化被广泛认为是人们在公投中选择退出欧盟的原因，但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变化就不大。

不能否认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包括财富和收入)正在加剧。问题在于，这通常更多是由技术而非贸易造成，与移民也关系不大。然而，虽然政客们可以解决后两个问题，但他们对技术却无能为力。

此外，直接针对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措施——比如保护主义和严格限制移民措施——通常弊大于利。保护一个面临国际竞争的行业，往往会降低效率，并将危害转嫁到其他地方。

每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及政治可行性来具体制定。但应牢记一些有益的原则。劳动力市场政策最好应着眼于培训工人适应新岗位，缓解经济结构调整对收入的影响，而不是试图通过废除规章来维护当前所有工作岗位。不应阻止移民，而应把重点放在帮助本地区吸收大量新移民，以减缓对社会的冲击。

总之在当下货币政策已发挥极致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及可持续性已然面临挑战。

G20会议公告中提到，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稳增长，再强调结果行改革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还需强调财政战略对于实现共同增长目标同样重要。

同时，G20峰会的重要成果便是确定了9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及获取教育与技能、鼓励创新、改善基建投资、促进财政改革、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改善并强化金融体系、增强环境可持续性、促进包容增长9个方面达成共识，并强调结构改革的优先领域不同，应关注与自身改革联系最密切的优先领域。G20峰会确定结构性改革算是找准了药方，但如何突破各利益集团的约束仍然任重道远。

G20过去没有、将来也无法拿出一种包容性资本主义的通用模式。但在国际层面提出这一问题，或许能鼓励各国政府进一步思考本国能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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